一千五百年前的安徽淮南，昙济道人在八公山，以茶款待南朝宋皇室豫章王刘子尚及其哥哥，刘子尚啜茶后兴奋地说：“此甘露也，何言茶茗？”
自古高僧爱斗茶，茶的传播，与道教、佛教和慕道者息息相关。中唐时，封演在《封氏闻见录》写道：唐之前，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，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，学禅务于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、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”。封演的记载比较翔实，当时的北方，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，一些南朝贵族把南方的饮茶方式带到北魏，动辄以“水厄”受到嘲笑。
降魔师是北禅宗神秀的弟子，唐代开元间，陆羽的《茶经》尚未问世，他已在济南的灵岩寺坐禅吃茶，促进了北方饮茶习俗的形成和传播。济南在唐代又称齐州，北方的禅茶文化和饮茶习俗，在唐代是以齐州为中心向四处传播的，因此称济南的灵岩寺是北方禅茶文化的祖庭，是名副其实、当之无愧的。
中国茶道的开山鼻祖、一代宗师皎然，深刻影响了陆羽，协助陆羽完成了《茶经》的著述。我能读到的最早关于煎茶的诗，是皎然的《顾渚行寄裴方舟》一诗：“初看怕出欺玉英，更取煎来胜金液。”至于煎茶究竟始于何时，还不太好定论，至少在皎然所处的时代，已经比较成熟了。北宋苏轼《试院煎茶》诗：“君不见，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，贵从活火发新泉。又不见，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，定州花瓷琢红玉。”其弟苏辙有歌和之，诗云：“年来病懒百不堪，未废饮食芳甘。煎茶旧法出西蜀，水声火候犹能谙。”苏轼兄弟一致认为煎茶一法出自西蜀，这是极有可能的。西蜀（405~413年），是东晋兵变后由汉人谯纵建立的政权，就西蜀李生煎茶的时间而言，与晋代杜育《荈赋》描写的“惟兹初成，沫成华浮”的茶汤特点，是能够相互印证的。陆羽在《茶经》里三次引用杜育《荈赋》的段落，也可以看出他对煎茶一法的肯定与传承。
皎然的《对陆迅饮天目山茶、因寄元居士晟》诗中，有“投铛涌作沫，著椀聚生花，稍与禅经近，聊将睡网赊”。诗之大意是：将茶末投入沸腾的铛中，溅起称作沫或花的“华”，然后将它倒入碗中饮用。诗中描述的煎茶方式，基本与之后的《茶经》讲述的煎茶方法相吻合。更加生动表现煎茶法的是皎然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中的诗句：“越人遗我剡溪茶，采得金牙爨金鼎。
青瓷雪色缥沫香，何以诸仙琼蕊浆。”皎然在诗中继续写道：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来朗爽满天地。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。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，世人饮酒多自欺。”“此物清高世莫知”，与西晋张载的“芳荼冠六清”，以及晚唐裴汶的“参百品而不混，越众饮而独高”，来因去果，一脉相通，突出了茶为万木之首，上通天境、下资人伦的超然高洁。
之前，杜育《荈赋》有“沫沉华浮，焕如积雪”，陶弘景注解说：“茗皆有饽，饮之宜人。”结合皎然大师的诗句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，他们描述的饮茶，已不是远古的茗粥或羹饮，此时的煮茶方式，已属于中规中矩的煎茶法了。茶末，其屑如细米，否则就不会产生焕如积雪、烨若春敷的沫饽了。
如果把视线聚焦到皎然喝茶的茶器上，皎然有诗：“素瓷雪色缥沫香”，“素瓷传静夜”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缥，帛青白色也。”杜甫也有诗“君家白碗胜霜雪”。我们会发现，皎然在与文人士大夫吃茶时，多选择白瓷的茶碗，尽管这种存在可能与个人的偏好有关，但与之后陆羽推崇的“青则益茶”观点大相径庭，从中能够看出，陆羽在茶道美学之路上的务实与突破，比他的老师皎然走得更加深远，师其意而不师其迹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不过，我们还要注意一下皎然的《饮茶歌送郑容》诗：“云山童子调金铛，楚人茶经虚得名。”皎然继续写道：“常说此茶袪我疾，使人心中荡忧栗。”皎然与好友郑容喝茶，为什么没能祛除他心中的疾病，反而像浮荡带刺的栗子一样扎着皎然忧伤的心呢？在那个没有版权的时代，陆羽可能独占了皎然的研究成果，并没有为其署名，他也没有对皎然精研的高于同时代的茶道成果，作进一步的继承和阐述。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佛门中人，皎然又能和自己的学生计较什么呢？他只有在老朋友的面前，发发牢骚罢了。在皎然大师的眼里，陆羽不过是湖北的一个没有悟道的云山童子，依靠《茶经》博得了点虚名而已。
皎然去世之后，陆羽开始深刻反省自己，愧疚中不乏深情，他在一个万木萧疏的初冬，毅然决然离开苏州，再次回到湖州，重新追随皎然大师的行迹与遗志，并写下了悼念皎然的诗句：“禅隐初从皎然僧，斋堂时谥助茶馨。十载别离成永诀，归来黄叶蔽师坟。”在皎然的坟前，“野服浸寒瑟瑟身”的陆羽，究竟想对老师说些什么？十年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误会？其中的真相缘由，我们只能从皎然与李季兰的酬答诗中，去细细体会了。
